2021年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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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大流行”后全球价值链的危与机

作者:孙黎 秦玲玲

孙黎为美国洛厄尔麻省大学创新创业副教授,秦玲玲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候选人、麻省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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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公元前430年,一场瘟疫袭击了雅典,并持续了三年多,杀死了雅典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包括著名的领导人伯里克利,而期间雅典正和新崛起的斯巴达陷入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最终丧失了强国地位。同样,新冠病毒的全球爆发也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了连锁反应,它已经大大破坏了全球化的价值循环,大大减少了国际货币、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感染了连接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全球价值链。例如美国最大的港口洛杉矶的港口交通量在2月份下降了25%。全球集装箱运输量总体下降了10%以上。更大风险还在后面全球经济是否能否顺利复苏,或者说多长时间复苏。联合国投资趋势观察认为疫情“大流行”将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盈利降低35%,发展中国家盈利降低20%,更悲观的是,全球跨国投资将在2020-2021年度减少30-40%,跨国购并将减少50-70%。


新冠疫情“大流行”后全球价值链何去何从?我们认为有三个交织在一起的未来趋势,值得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重视。


第一趋势:全球价值链的脱钩(decoupling)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一体化与外包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重要战略。中国企业通过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耦合,融入由领先的跨国公司管理的生产网络而实现“全球化”发展的过程。耦合可以视为涉及区域和企业的干预和行动,而脱钩是区域或企业减少或中断与先前生产网络的联系(Horner, 2014)。


由于贸易战关税、运输成本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外包商已经在重新考虑全球组装线的过程。冠状病毒的破坏将促进这一脱钩过程,例如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行政命令,大力发展“美国制造”,以消除美国对外国制造的医疗用品的依赖。在经济环境高度不确定以及权力关系高度不平衡的地区(例如西欧和北美的老工业区),经历结构性战略耦合之后,更有可能发生脱钩。除了疫情导致的突然中断之外,脱钩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转变。很可能是在前期较早的结构耦合之后,随着区域特征和企业的演变,发展中国家企业和发达国家领先企业之间产生了高度不对称的关系,从而导致全球化企业的战略需求与领先企业或其所在的区域和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缺乏兼容性,最终可能会发生脱钩。例如苹果也在将一些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硬度、越南,有一部分笔记本制造转回到美国,即使美国本土供应不了笔记本上的小螺丝。《福布斯》(Forbes)的专栏作家肯尼思·拉波扎(Kenneth Rapoza)甚至宣布:“中国担任世界领先制造商近30年了,新冠病毒将使其成为谢幕演出。”


在这个脱钩过程中,中国企业确实可能损失不少市场与收入,但也可能在另一方面从脱钩中而获得发展新的机会,特别是如果这种全球关系的不利影响超过其价值创造 (Coe & Hess, 2010)。用任正非的灰度思维去思考,战略脱钩是一种暂时的、循序渐进的战略,目的是完善价值创造、价值提升和价值获取,以实现发展目标。在华为的蓝军战略(或者备胎战略)中,通过与全球领先企业脱钩,强化与其他生产网络(例如那些以国内和地区市场为中心的生产网络)的合作,可能会出现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升的新机会。目前,华为大部分的零部件都已实现脱钩的准备。此外,通过脱钩后的重新发展可以为日后更为平等的再耦合奠定基础。很多中国企业已不再依赖于低端制造业,而是在研发中投入更大的推动力,以实现更高的增值生产。因此,脱钩也可能成为利用全球化、而非完全脱离全球化的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独立后的印度制药业表明,其能力是通过战略脱钩和再耦合的过程发展起来的。


第二趋势: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


数字化包括在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越来越重要的数字信息通信技术、数字连接、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和新数字资源等,它们与日常经济活动交织在一起。数字化转型意味着将产品和服务重新定义为数字化资产; 通过数据从实体资产和数字资产的互联中产生新的价值,在人工智能AI的推动下,使创造生态系统成为可能(Govindarajan & Immelt, 2019)。新冠疫情“大流行”加速了这个数字化进程,导致组织活动、流程、能力和业务模型的根本变化,从而提高生产力。


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将遵循梅特卡夫法则:? 也就是说价值链的网络价值与其成员数的平方成正比。这个成员不是指单个企业,而是包含企业内部各个物联网上传感器的数量。加入价值链的传感器越多,就会产生更多的数据,在人工智能AI的驱动下,也会产生更多的价值。


曾创办著名客户关系软件公司的Thomas Siebel在《数字化转型》一书中举了一家航空公司的案例:飞机的喷气发动机往往需要定期维修,如果设备意外发生故障,航空公司只能减少飞行时间,这会导致降低利润率。传统的做法是定期维护,但这又会导致维护过度,并且无法充分预测设备何时需要维修,导致浪费资源和成本。


能否利用喷气发动机上传感器上的数据,进行AI智能化,从而让维护更实时、更有效呢?单个飞机的零件无法提供足够的数据,产生可接受的准确度来预测喷气发动机的故障。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从一千个喷气发动机的引擎收集的数据,在这个更丰富的数据集上使用AI机器学习算法,我们就可以更高的准确性预测发动机故障,从而减少飞机停机时间,并更有效地使用维护资源。


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从所有飞机的喷射系统和各种组件中获取其他传感器的数据,这样,我们就可以为飞机的各中故障建立预测模型,包括引擎,风扇系统,起落架。由于飞机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因此组件和数据是相互关联的。这意味着发动机产生的数据也可以预测风扇系统的故障率,反之亦然。这样,各个传感器在价值链上联网,数据的价值可以随数据的数量和多样性呈指数增长。


信息流和数据价值具有多重作用,通常不仅用于支持企业间的生产关系、规划和协调;而且在AI智能的加速下,加快了对生产流程和客户行为模式的理解。跨国公司纷纷推动数字化技术平台,以全新的方式促进世界各地不同行动者群体之间的联系。价值链数字化平台和相关的生态系统为多方面的创新和价值创造,并为更高效、灵活的跨界价值传递提供了新的渠道。数字化还允许跨国公司通过增加或减少网络单元、调整多边平台或修改现有链接和互动来快速改变其业务模式,降低供应链管理和交易成本(Kano, Tsang, & Yeung, 2020)。对于中国等技术先进的新兴经济体的供应商来说,数字化减少了升级和多样化的障碍,并方便接近终端客户。数字化有助于全球价值链跨越空间间隔与地理分割,利用地理分散所带来的互补性优势,例如局部知识、能力与信息,促进全球化企业发展。


然而数字化也可能使协调全球价值链更具挑战性,例如领先企业必须具备更广泛的专业知识,协调重组各种资源,与连接松散的供应商建立天下共赢的合作关系。目前,阿里、京东、海尔现在都加大了对数据中台的投入。此外,数字化平台促进生产投入的日益标准化、模块化、敏捷化,供应商如果不能适应这种趋势,特别是中小企业更加脆弱,更容易被替代。


第三趋势: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导向与可持续发展


面对新冠疫情“大流行”复杂多变的环境危机和经济冲击,全球价值链也在改变以往以效率为导向的绩效指标,而是代之以韧性导向。效率导向推动了跨国公司过去30年的外包大潮,不断追求规模成长,去除各种多余成本,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失去了各种冗余提供的保障。一种病毒或者一场地震就可能会消灭全球价值链上的关键环节。例如湖北仙桃市生产出了全中国60%的无纺布产品,作为口罩的主要原料占据全球市场四分之一的份额,有着巨大的规模与效率的优势,但在这种疫情大流行中,口罩变得全球短缺,可以看到全球价值链随着效率的提高,其韧性就会下降。


效率导向与韧性导向往往是对立的。与追求规模与成本领先不同,韧性需要具有适应环境中各种颠覆性破坏的可能性,这就需要价值链具备多样性、冗余性或松弛性的特征,而这是与效率导向背道而驰的。


全球口罩的短缺让各国政要、跨国公司重新认识韧性导向的价值,韧性的价值链系统能够快速、平稳地重新分配资源以应对VUCA的变化,特别是应对病毒“大流行”这种环境巨变带来的供需波动性。韧性源于以足够灵活、可存储、可转换和可延展的形式创造或保留资源(包括认知、情感、关系或结构)的过程和动态,使一个多元的价值链能成功地应对意外事件,并从中快速试错学习。韧性价值链依赖于过去的学习并促进未来的学习,代表着更广泛的能力储备。韧性价值链将破坏性事件和持续的压力视为机会而不是威胁,进而消解威胁的僵化倾向(Vogus & Sutcliffe, 2007)。


韧性价值链也是可持续发展的。ávila-Gutiérrez, Martín-Gómez, Aguayo-González, and Lama-Ruiz (2020) 根据循环经济提出一个自然循环与数字化结合的发展策略,推动价值链到可持续商业3.0到4.0版本进化,使全球价值链更能在经济、生态和社会三个层面都能相互协同,用前瞻性眼光和开放式创新,突破价值链上地理和时间的限制,建立纵向协同协作价值链和横向协作集群(在不同价值链之间),将可持续性开放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


在下图的左上方,技术圈被更好地整合到生物圈中;右上方,则是价值链的各个环节组成的矩阵。该矩阵包含各类活动的自然系统(左侧)和技术系统(右侧)。矩阵的上半部分显示了技术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可持续性指标可以评价两个系统的关系,通过韧性导向的设计,可以使价值链具备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壮性,复原力和稳定性。而图的下方,则是由精益设计、精益制造、精益销售,实现更好的生态循环与系统的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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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球价值链的一个生生不息模型 (ávila-Gutiérrez et al., 2020)


总而言之,韧性价值链寻求多元关键投入的替代供应,多国市场和供应来源的组合,明智地使用预测和内部知识转化,建立共同体生态(Buckley, 2009),在精益思想的指导下运用循环经济,从而能够在各种衰退、危机和恐慌中得以幸存,并在危机和冲击中识别、收割新的机会。


国际现实主义的冰冷僵局会回到风月同天吗?


与雅典大瘟疫几乎摧毁希腊城邦一样,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各国纷纷禁止国际旅行、甚至关闭国境,有学者甚至提出全球价值链正被推向急救室。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者警告我们:国际合作通常是脆弱的,在精致利己主义的算计下,要么担心其他人不遵守其承诺,要么担心合作将使他人受益多于自己的收益,要么自己可能承担不成比例的成本。这种冰冷的算计在疫情“大流行”面前更多地表现出来,国家之间正通过限制各种往来来降低疫情的风险。世界还会越来越紧密地被贸易、旅行、金融、价值链全球一体化吗?


自由主义者则坚持一向的乐观态度争辩:病毒的国际“大流行”正表明各个国家之间风月同天,需要加强合作,才能共同抵挡病毒,世卫组织WHO这样的国际组织显得更加重要。“大流行”后各个国家之间依然会相向而行,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依然是繁荣的源泉。


全球价值链的三个趋势交织在一起,有危也有机。全球价值链将继续在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论争中蹒跚前行,赢家将属于那些把握这三项大趋势,并能执两用中的领导者。




参考文献:
ávila-Gutiérrez, M. J., Martín-Gómez, A., Aguayo-González, F., & Lama-Ruiz, J. R. 2020. Eco-holonic 4.0 circular business model to conceptualize sustainable value chain towards digital transition. Sustainability, 12(5): 1889.
Buckley, P. J. 2009. Internalisation thinking: From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to the global factor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8(3): 224-235.
Coe, N., & Hess, M. 2010. Loc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pproach. In A. Rodriguez-Pose, J. Tomaney, & A. Pike (Eds.), Handbook of Loc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28–138. London,UK: Routledge.
Govindarajan, V., & Immelt, J. R. 2019. The only way manufacturers can survive.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60(3): 24-33.
Horner, R. 2014. Strategic decoupling, recoupling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dia’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4(6): 1117-1140.
Kano, L., Tsang, E. W., & Yeung, H. W.-c. 2020. Global value chains: A review of the multi-disciplinary litera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46.
Vogus, T. J., & Sutcliffe, K. M. 2007.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owards a theory and research agend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7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来源:中国贸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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