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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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学术 | 何佳讯:重建G·霍夫斯坦德的第五维度

何佳讯教授是上海市市场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亚欧商学院中方院长


(本文转载自:华东师大亚欧商学院


编者按

近期,华东师大亚欧商学院中方院长何佳讯教授和合作者在JCR一区期刊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影响因子4.695)发表论文。这项研究陆续经历了八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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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果重建了霍夫斯坦德文化价值观的第五维度,把长期取向测量从国家文化体层面转向个体层面的测量,在Bearden, Money和Nevins(2006)的基础上,提出了“持续性”新维度,建立了长期取向三维度新量表并验证了它对供应链关系中信任和承诺的影响作用。

研究表明,员工的“持续性”对供应链合作方的信任和承诺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而Bearden, Money和Nevins(2006)量表中的“传统性”和“规划性”并不对之产生显著作用。作者对结论进行了解释,并讨论了理论贡献和管理含义。本研究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贡献于人类普世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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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和管理学科中,G·霍夫斯坦德(Geert Hofstede)的文化理论具有世界性的广泛影响力。自1980年起,霍夫斯坦德就成为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中最常被引用的荷兰作者,他的学术成果得到世界公认。

他的最大成就,也是获得最大影响力的成果是发现并建立了文化差异的五大维度: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masculinity & feminism);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 & short-term orientation)。这个研究开始于1968年和1972年,霍夫斯坦德在IBM员工中做的两次研究,调查了11.6万名员工。在大量的调查数据中,霍夫斯塔德试图找出能够解释导致大范围内文化行为差异的因素。

与前四个维度不同的是,霍夫斯塔德建立的第五维度来源于中国人价值观调查(Chinese Value Survey, CVS)的研究(The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 1987)。这项研究由Michael H. Bond负责,联合国际上23位同行一起完成。通过对世界上22个国家的大学生进行调查,由40个测项构成中国人价值观量表。霍夫斯坦德 (2001)把其中的“儒家工作动力”(Confucian work dynamism)作为自己量表中的第五维度,称为长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他和很多学者们在不同国家间开展了长期取向的相关调查研究,揭示了这个文化价值观的国家差异,以及与家庭、社会关系和工作、思考方式、经济增长等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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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简介

在霍夫斯塔德(1991,2001)基于儒家工作动力提出长期取向(包括长期取向和短期取向两极)这一新的文化价值观维度及测量后,Fang(2003)从学理上对此提出全面质疑,认为该维度中的长期取向和短期取向的正反两极,在儒家文化中是正好一致的、相互紧密关联的,而非相反的两端。其实,霍夫斯塔德并没有错。这是因为文化价值观存在国家文化体和个体两个层面的测量。霍夫斯塔德的量表是用于在国家水平上测量集合水平的价值观,如果用来测量和解释个体水平的行为现象,那么就不会得到原来的结构维度。这是一种误用。

为解决这一问题,很多学者在把长期取向构念用于个体层面的测量时,要么在Hofstede(1991)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例如,Donthu and Yoo, 1998; Furrer, Liu and Sudharshan, 2000; Yoon, 2009),要么简单地自行发展测量项目(例如,Yoo and Donthu, 2002)。虽然是同样的一个构念,它们的测量项目却都存在差异。在这个过程中,Bearden, Money和Nevins(2006)在跨文化背景中开发了个人层面的长期取向量表,包括传统性和规划性两个维度。

但是何佳讯教授的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Bearden, Money和Nevins(2006)对长期取向定义的核心是“整体性看待时间”的文化价值观(the cultural value of viewing time holistically),他们把反映了时间概念上的“过去”(即传统性)和“未来”( 即规划性),作为构成维度。

何佳讯教授从学理上提出并论证,在中国文化和儒家传统的背景中,“整体性看待时间”还应有反映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的价值观,即持续性。他和合作者再次从The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1987)研究得到的维度中,巧妙地提取四个紧密相关的项目,分别是 “礼尚往来”、“稳重”、“知耻”和 “信用”,构成“持续性”维度,把它们与Bearden, Money和Nevins(2006)量表中的8个测项放在一起,构成新的长期取向构念的测量。接下来,通过数据的实证研究,很好地论证了个人层面的长期取向维度实际存在“持续性”、“传统性”和“规划性“三个因子,在学理基础上的数据验证表明了其合理性。

再进一步地,何佳讯教授把新的三维度放在供应链合作关系中,建立一个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其法理效度。研究发现,Bearden, Money和Nevins(2006)对长期取向量表中的传统性和规划性两个维度对信任没有显著影响,进而无法通过信任对承诺产生作用。而何佳讯教授提出的新维度“持续性”,在同时假设“传统性”和“规划性”作用于信任和承诺的情况下,对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作用,后者再进一步影响情感性承诺、持续性承诺和规范性承诺。也就是说,当长期取向中出现“持续性”维度时,“传统性”和“规划性”的可能作用消失了。作者在论文中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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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贡献

这项研究把我们对长期取向价值观的理解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即我们不能认为长期取向仅是面向过去和关注未来的两维度构成,而是还有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结起来的第三维度,即持续性。与传统性和规划性相比,持续性这个维度似乎更加重要。至少我们在供应链关系中得到的结论是,持续性显著影响信任进而再影响承诺,它抵消了传统性和规划性的作用。

本研究对供应链合作关系领域的研究也做出了新的贡献。研究企业间关系和供应链关系的文献汗牛充栋,这些研究大大推进了我们对建立良好商业关系的认识和行动。其中最基本的是信任和承诺的关系。它们始终是建立高质量关系的核心要素,信任是前因,承诺是结果。

但是,本研究从价值观的角度,有效地推进了对影响信任的前因的认识,即长期取向价值观能够有助于建立信任。这个研究从根本上推进了我们对信任性质的理解。通常,我们把信任理解为一种结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首先需要作出有利于信任的行动,比如在供应链的任何环节中,都有严格的制度要求保障,那么,我们当然更容易对最终制造的产品形成信任感。但是,本研究表明,信任也可以是一种前因。也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对具体行动和行为的评判前,可以先拥有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是个人的价值观带来的。按本文的研究,如果个人拥有长期取向中的持续性价值观,则明显有助于建立信任评价。很显然,后者是一种更高级的信任。这对我们思考如何建立和谐互信的社会氛围也提出了颇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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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本研究从发现问题、反复论证到最后发表,前后陆陆续续经历了八年时间。为此何佳讯教授在论文最后特别致谢同行:第一作者在2013-2019年期间,先后受武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西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暨南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和辽宁大学等相关学院的邀请,就本研究的出发点、核心思想和初步结果,向同行们做过演讲和交流,得到了很多宝贵意见,特此向汪涛教授、黄静教授、彭泗清教授、周南教授、苏晨汀教授、刘伟副教授、王永贵教授、卫海英教授、杨德锋教授、郭毅教授、谌飞龙教授、袁少锋副教授等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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